集 數｜EP5
錄音時間｜2026年5月25日
文字記錄｜編輯室（倪紹恩）
（本文經節目來賓與主持人費心審訂，特此致謝。本文註釋旨在補充資訊和銜接訪談內容，若出自講者，原則上不特別敘明；若出自編輯，將註明「編者注」。）
照顧（care）議題具有性別面向，但遠不止如此。性別、性傾向、階級、種族／族群、年齡、障礙、學歷／資格等不同形式的差異相交織，一起形塑了照顧者與受照顧者的真實生活，其中包含不平等、歧視，以及被壓迫和被邊緣化的處境與經驗。
主持人官晨怡提到，本集節目的緣起為2026台灣女性學學會（女學會）年度研討會的主題「風險、韌性與社會照顧」。她認為，照顧之所以被選定為年會核心議題，應不只是基於內在的學術脈絡，也是為了回應當代社會極為複雜的現實處境。本集節目中，女學會現任正副理事長王舒芸、李柏翰，應邀探討性別觀點如何促進有關照顧勞動的公共論述。
照顧性別化與照顧外包
勞動構成社會整體運作的一環。有別於具有市場性的「生產勞動」（productive labor），「再生產勞動」（reproductive labor）長期以來多在家庭與私領域中以無酬形式被承擔，卻能繁衍後代，維繫人的生命、健康與日常生活，使個人與社會得以持續運作。舉凡懷孕及分娩、使嬰幼兒順利長大成人、使受僱者隔天能夠繼續為雇主效勞、使病人受到照護而康復等等，這些兼具精神、體力及情緒性質的再生產勞動，對於個體和社會整體的市場性勞動而言都不可或缺。換言之，社會中的生產性、有酬性勞動，在相當程度上有賴於個人或其他家人的無酬再生產勞動。值得注意的是，再生產勞動也可能透過商品化與專業化，轉化為有酬的照顧工作。此外，雖然男性也可以從事再生產勞動，但放眼歷史，這類勞動的主要承擔者幾乎都是女性。[1]
王舒芸指出，基於傳統預設的「男主外，女主內」性別分工，過去許多家庭都有一位乃至更多的女性，以妻子、母親、女兒、媳婦、姊妹等身分，承擔家中兒童、長輩或身心障礙者的照顧責任。王舒芸提到，再生產勞動在傳統價值中被視為「女性天職」，是社會規範賦予女性的家庭角色；然而，當代社會中的女性具有不亞於男性的教育程度與工作能力。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生產與消費模式由自給自足轉換為受僱於人，再以工資於市場上購買商品與服務；時至今日，女性已是臺灣各類生產性活動中不可或缺的勞動力。[2]隨著女性教育與勞動參與提升、家庭規模縮小及勞動市場型態改變，過去高度依賴家內女性無酬勞動的照顧安排愈來愈難以維持，有酬照顧服務也因而逐漸擴張。照顧勞動演變為一種可用貨幣交換的專業服務（商品化），使得家中的再生產勞動得以外包出去。
除了經濟發展，「照顧外包」另有兩個成因。第一，殘補式社會福利（residual welfare）的制度邏輯。當國家主要在家庭與市場無法承擔時才介入，照顧責任便較多留在家庭，或透過市場購買取得，因而形成照顧服務商品化的重要制度條件之一。安親班、幼兒園、長照機構都是典型案例。
第二，當代資本主義脈絡下的高負荷勞動市場處境。王舒芸認為，「貪婪機構」（greedy institution）一詞有助於理解資本主義公司的特徵：要求成員全心投入，並將其他生活領域（例如家庭）置於次要地位。生活必需的經濟報酬，以及等待受僱者回應的企業文化與組織承諾（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召喚，均促使現代人不斷將自身的時間精力貢獻於勞動市場。面對嚴苛的工作要求，生產勞動者可能不認為「這是來自於同儕或主管的KPI」，而是已內化為「追求卓越」的自我實現需求；其結果是，「當代社會的貪婪體制侵蝕了我們足以提供再生產勞動或享受親密關係的時間跟權利」。[3]以親職外包（outsourcing parenting）為例：面臨日益嚴苛的兒童養育標準、企業對受僱者的高強度要求，以及長工時所造成的時間貧窮困境，當代中產雙薪父母唯一的出口似乎就是盡其可能地將對孩子的照顧移轉出去。[4]
官晨怡表示，身兼母親與大學教師的雙重身分，自己需要面對諸如論文發表等工作要求；至於教養孩子所需的照顧勞動，則需委託專業工作者協助。然而，官晨怡指出，雖然照顧外包可以換取自己從事生產勞動的時間，但「我覺得那可能不會是我想望的照顧形式；我希望親身參與，而我的勞動環境能夠尊重這個想望，並認為這樣的付出是有價值的」。
對此，王舒芸表示這反映當代諸多職業女性所面臨的挑戰。儘管女性外出參與勞動的比例提升，但臺灣家戶內的性別分工仍維持傳統的「女主內」模式，女性仍為家庭照顧與家務工作的主要勞動者。[5]女性和男性雖然同為生產體制的重要勞動力，女性卻比男性更容易感受那伴隨「照顧外包」而來的歉疚。職業媽媽可能自我反省是否沒有充分時間陪伴孩子，但當她真的投入更多照顧時間及心力時，或許又會顧慮自身的職涯發展進度因此落後同儕，從而感到「犧牲」。相較之下，王舒芸認為職業爸爸在這方面的內疚感似乎不如職業媽媽強烈。李柏翰進一步指出：「爸爸們好像比較不會那麼愧疚，因為他已經把這個工作發包給媽媽了」。換言之，職業女性可謂子女照顧與教養等再生產勞動的「第一個承包人」，再由分身不暇的她們「發包出去」。即使臺灣的生產與消費模式已轉型為資本主義，親職照顧及家務分工卻未能及時進行相應調整，以致私領域的內疚、疲憊感與矛盾情緒經常「直接加諸在媽媽身上」。由此可見，照顧議題在今天仍具有高度性別化的特徵。
照顧稀缺與被低估的照顧價值
儘管照顧服務日益商品化，照顧人力不足與取得不均等「照顧稀缺」（care deficit）問題並未因此緩解，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在於經濟落差。王舒芸指出，照顧商品化使得經濟資本較高的家庭能夠享有品質良好的專業照顧服務，其他家庭則較難獲得足夠資源，以致陷入困境。
另一方面，無酬或有酬照顧者的勞動價值備受忽視，也是照顧資源持續稀缺的主因。王舒芸和李柏翰指出，在家庭內部協商照顧分工時，那些被認為時間較有彈性、工作負擔較低，或沒有育兒責任的家庭成員，例如失業者、部分身心障礙者，或未婚未育的性少數，有時反而更容易被期待承擔義務性的照顧勞動。李柏翰提醒道，即使有育嬰假和照顧假的制度設計，男性仍可能「不敢請」，因為企業文化普遍預設「爸爸不是需要請那個假的人」。就實證研究來說，李柏翰指出子女出生是擴大性別薪資差距（gender pay gap）的轉捩點：結婚生子的男性被想像為擁有健全家庭的「好男人」，更有機會獲得加薪與晉升；女性的職涯反而可能因此受限。基於同樣的邏輯，當男性承擔起家庭的無酬照顧任務時，就是「淪為照顧者」。
有酬照顧者雖有專業在身，但他們的貢獻同樣罕受認可，甚至遭貶抑為從事「比較底層的工作」。女性主義相關研究指出，有酬照顧工作往往因為跟女性在私領域從事的再生產活動內容相近，而不易被指認其專業性，或勞動價值被過度貶低。[6]李柏翰便提到，大眾普遍將有酬照顧者視為「類媽媽的人」；換言之，專業照顧服務被看作家內女性任務的延伸。王舒芸指出，即使有酬照顧者「為了維繫社會基本的生活所需」而貢獻所長，但仍被視為具有較高的可替代性，彷彿他們所需要的只有「愛心、耐心」，而非一門值得肯定的專業。以家庭看護外籍移工為例，王舒芸認為他們對臺灣的長期照顧體系具有實質貢獻，但一般仍忽視他們作為完整的人與權利主體，而只需要他們的照顧勞動力。照顧的不可見性（invisibility）以及愛的勞動觀念，加上主導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市場思維，鞏固照顧的階級與性別化，致使照顧成為一種低價競爭的商品，面臨價格與價值的雙重剝削，成為次級勞動市場中低報酬、高負荷、高風險且不穩定的性別化工作。[7]
李柏翰另以學術界為例，指出大學教師需要回應各種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關鍵績效指標），諸如研究經費，以及學術論文的發表篇數與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等等；然而，大學教師實際上從事許多不易觀察和量化的照顧勞動，包含「怎麼安排班級的關係、回應學生的需求」。事實上，這些勞動均屬教育現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卻罕見於現行的評鑑機制。李柏翰認為，連相對重視均衡與多元的學術界都無法充分肯定照顧勞動的價值，遑論企業界，而這點反映了臺灣社會對於照顧勞動的貧乏想像。
王舒芸引述美國女性主義經濟學家Nancy Folbre的論點指出，優質照顧所產生的利益不只由受照顧者與家庭享有，也具有重要的公共利益與正向外部性。[8]舉例來說，養育與照顧兒童雖主要由父母承擔時間與經濟成本，其利益卻會外溢至整體社會。兒童長大後所形成的勞動力、稅收與社會能力，不只惠及家庭本身，也使雇主、其他世代與社會共同受益。經濟學將這類未完全反映在私人交換中的社會收益稱為「正向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9]王舒芸提醒道，倘若照顧勞動的「成本個人化」以及「外溢效應」持續並存，那麼，「願意提供優質照顧的人一定會越來越少，而這終將不利於整體經濟體系的後續發展」。長此以往，理性經濟人（Homo economicus, economic man）勢將持續投身於生產體制，這種結構可能進一步削弱社會提供充足且優質照顧的能力。王舒芸認為，臺灣的「照顧稀缺」現象凸顯了現代性的特徵，以及生產體制與再生產體制之間的激烈矛盾。
監控導向的社會安全網
商品化（市場）無法有效緩解臺灣的照顧稀缺，國家建置的殘補式社會福利體系卻也問題重重。根據李柏翰的觀察，近年的「社會安全網」（social safety network）政策語言往往以辨識高風險個案或家庭作為介入的重要起點。李柏翰承認這種策略可能有其必要，「可是它的危險在於讓照顧這件事情被合理化成一種風險管理的工作」，以致造成兩種後果：第一，需要照顧的人及其家庭容易首先被作為「風險對象」來理解；第二，殘補式社福體系看不到那些不具「高風險」卻急需照顧服務的人，如此一來，「那些表面上不需要被照顧的人就是會一直掉下去」，破網「永遠補不好」。
受到女性主義啟發，李柏翰提醒道，照顧勞動不該只為防止社會問題發生，「而是讓人可以有尊嚴地在一個關係網絡裡面生活」。照顧勞動的價值已不被資本主義社會所肯定，如果我們再以風險防治角度來界定照顧的角色，「它就會變成一種監控導向的照顧，而不是以權利為導向」。在李柏翰看來，社福體系並未廣受承認為整體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的一環，而是一種用於分配風險管理責任的制度。社安網概念反映的是，臺灣社會欠缺對於權利為本（rights-based）、關係性（relational）照顧的集體想像。李柏翰指出關鍵在於，當照顧「走出個人、走出家庭」時，臺灣社會如何共同建構關於照顧的集體想像？如何「重新思索權利跟義務關係的分配」？
官晨怡認為從中可見一種矛盾現象：照顧勞動的價值不被肯定，以致「出現了很多破洞」，但社會又傾向於以便宜的方式維繫安全網。官晨怡表示很希望有改變現狀的新契機，並詢問是否有相關討論可供參考。
雙照顧、雙養家
面臨迫在眉睫的照顧危機，王舒芸認為臺灣社會正處於十字路口。王舒芸引述Joan Tronto的「照顧民主」（caring democracy）概念，強調照顧不是家庭內部的私人問題，而是民主社會必須共同討論的政治議題，包括照顧責任、資源與權利應如何分配。
此外，王舒芸借用Nancy Fraser的洞見指出，照顧正義不能僅靠女性勞動參與的提升來實現，而必須同時推動照顧的公共化與性別化責任的重組。Fraser所提出的「普遍照顧者」（universal caregiver）理想，要求有酬工作與無酬照顧不再分別被建構為男性與女性的責任，而由男女共同成為養家者與照顧者；與此同時，托育及其他支持服務應被視為普遍的公民權與公共服務，而非家庭自行吸收的私人責任。這一觀點在Fraser對「照顧危機」（crisis of care）的分析中進一步深化：當代資本主義一方面依賴家庭與社群中的社會再生產勞動，另一方面又持續侵蝕支持這些勞動所需的時間與資源，形成結構性的社會再生產矛盾。[10]
相較於公共化，王舒芸認為「雙照顧、雙養家」路徑更有助於突破照顧／工作議題的性別不平等。以COVID-19疫情為例，王舒芸指出，即使一個家庭平時「有很好的照顧外包」，或是可受惠於國家的照顧公共化政策，然而，「當疫情讓我們所有的照顧必須回到家庭的時候」，家內分工便成了無法迴避的關鍵問題。李柏翰也提醒道，「有些東西其實明明就可以私人之間去協商」，但因為我們過於仰賴專業照顧者，以致限縮了「在私人之間重新理解照顧關係的空間」。換言之，照顧公共化與專業支持固然重要，但並不能取代家庭與親密關係內部對照顧責任的平等協商；同樣地，市場化的照顧服務也無法完全解決既有的性別分工。真正需要重新思考的是，國家、市場與私人關係之間應如何共同承擔與重新分配照顧責任。
官晨怡認為上述觀點有助於擴展對照顧議題的想像：「原來在公共政策的做法上，我們也許有一種可能性，是可以去鼓勵『雙照顧、雙養家』」，並進一步詢問是否已有相關的具體政策，以促進較為平衡的照顧分工。
王舒芸針對「雙照顧」舉出兩項具有參考價值的政策選項。第一，大幅縮短工時：許多歐洲國家的勞動市場已逐漸肯認家庭生活的重要性，從而縮減工時。第二，多元的照顧假：除了現行的育嬰假，已有許多團體倡議施行「長照安排假」，期能將照顧長輩、身心障礙者的需求都含括在內。王舒芸認為，無論育嬰假或照顧假，均應兼具彈性及高薪資替代率，以作為促進「雙照顧」的重要政策契機；不過，如果要在臺灣落實「雙照顧、雙養家」，不能單單仰仗勞動政策的改革，文化面也有待轉變，例如我們應當承認：那些在家內投身於照顧勞動的男性（以父親、兒子、女婿或兄弟的身分），「都在做一件對這個社會有貢獻的事」。李柏翰同樣指出，如果忽略文化（尤其是企業文化）面向，便難以妥善處理照顧議題。
小結
訪談的最後，官晨怡表示臺灣正處於照顧議題的交叉路口，並指出現在應該還有機會「重新形塑我們的選擇」，但是這個過程有賴更多人提問。無論日常生活、教學現場或文化互動，都期待有更多討論，「讓我們一起不要走進那個死胡同裡」，共同想像一種相互支持與尊重的照顧／社會關係。
徵引書目
王舒芸、黃喬鈴、陳政隆，〈與其勸婚催生，不如先談照顧正義：論性別友善的人口政策〉，《全國律師》，27：11（臺北，2023），頁25–40。
李韶芬，〈照顧趕工：當「專業化」遇上「能力」──以長照機構為例〉，《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52（臺北，2023），頁1–56。
周宇翔、王舒芸，〈協作還是控制？當性別化的暖照顧遇上冷科技〉，《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51（臺北，2022），頁109–149。
姜穎，〈孩子的運動、媽媽的勞務：臺灣「足球媽媽」的性別意涵〉，《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53（臺北，2023），頁61–106。
洪惠芬，〈「誰」的課後照顧服務？親職外包鏈下的個體化育兒圖像〉，《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54（臺北，2024），頁1–51。
張晉芬，〈第9章：性別與勞動〉，收入黃淑玲、游美惠主編，《性別向度與臺灣社會》，第3版，臺北：巨流，2018，頁193–209。
張晉芬，《勞動社會學》，增訂版，臺北：政大出版社，2015。
劉侑學、王舒芸，〈建立我國調和工作與家庭衝突之友善勞動環境〉，《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7：1（臺北，2019），頁32–44。
England, Paula and Nancy Folbre. “Who Should Pay for the Kid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63 (May, 1999): 194–207.
Folbre, Nancy. “Children as Public Good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2 (May, 1994): 86–90.
Folbre, Nancy. The Invisible Heart: Economics and Family Values. New York: New Press, 2001.
Fraser, Nancy. “After the Family Wage: Gender Equity and the Welfare State.” Political Theory, 22:4 (Nov., 1994): 591–618.
Fraser, Nancy.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 and Care.” New Left Review 100 (July/Aug., 2016): 99–117.
Fraser, Nancy. Justice Interrupt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1] 編者注：本段主要參考自張晉芬，《勞動社會學》，增訂版（臺北：政大出版社，2015），頁56–61。
[2] 編者注：張晉芬，〈第9章：性別與勞動〉，收入黃淑玲、游美惠主編，《性別向度與臺灣社會》，第3版（臺北：巨流，2018），頁194。
[3] 王舒芸、黃喬鈴、陳政隆，〈與其勸婚催生，不如先談照顧正義：論性別友善的人口政策〉，《全國律師》，27：11（臺北，2023），頁25–40。
[4] 編者注：洪惠芬，〈「誰」的課後照顧服務？親職外包鏈下的個體化育兒圖像〉，《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54（臺北，2024），頁2, 22。講者注：劉侑學、王舒芸，〈建立我國調和工作與家庭衝突之友善勞動環境〉，《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7：1（臺北，2019），頁32–44。
[5] 編者注：姜穎，〈孩子的運動、媽媽的勞務：臺灣「足球媽媽」的性別意涵〉，《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53（臺北，2023），頁67。
[6] 編者注：李韶芬，〈照顧趕工：當「專業化」遇上「能力」──以長照機構為例〉，《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52（臺北，2023），頁7。
[7] 編者注：周宇翔、王舒芸，〈協作還是控制？當性別化的暖照顧遇上冷科技〉，《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51（臺北，2022），頁110–111。
[8] Nancy Folbre, “Children as Public Good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2 (May, 1994): 86–90. Paula England and Nancy Folbre, “Who Should Pay for the Kid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63 (May, 1999): 194–207.
[9] Nancy Folbre, The Invisible Heart: Economics and Family Values (New York: New Press, 2001), 50.
[10] Nancy Fraser, “After the Family Wage: Gender Equity and the Welfare State,” Political Theory, 22:4 (Nov., 1994): 591–618. Nancy Fraser, Justice Interrupt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Nancy Fraser,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 and Care,” New Left Review 100 (July/Aug., 2016): 99–117.
本集podcast收聽管道
🎙️Spotify
🎙️SoundOn
🎙️YouTu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