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稱｜發聲不失心：女性導演的性別觀察與MeToo運動反思
時間｜2023年12月8日
辦理｜國立臺灣大學婦女研究室、國立臺灣大學人權與法理學研究中心
記錄｜編輯室（倪紹恩）
（編輯室按：本文收入《婦研縱橫》期119「#MeToo在臺灣」，頁132-139。）
名字可謂人類賴以生存的關鍵，儘管我們對它的作用和意義可能習而不察。以日常經驗為例，為了順利適切地與陌生人交際往來，首先必須知道對方的名字和稱謂。以宗教信仰為例，天主教徒相信，上主／雅威（Yahweh）為了讓人類得以親密認識祂，不吝於揭露隱密的名字，將自己交付出來。以身分政治為例，出於對族群傳統的認同與珍視，原住民族青年積極爭取身分證單列族名，殷盼臺灣社會能「以我的族名呼喚我」。以流行文本為例，宮崎駿的《神隱少女》強調，名字與自身的來歷本原互為表裡；在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所構築的地海世界（Earthsea），一個人的真名（true name）則是必須嚴守、只能與完全信賴之人分享的秘密，因為知曉真名者具有足以支配自己的強大威力。概括而言，名字蘊含一個人的本質、身分及其生命的意義，也因此，更名改姓往往被視為需要考慮再三的人生大事。
陳曉玲，電影／廣告導演，生於1980年，2003年畢業於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電影組，同年即以導演作品《愛情長片》（Seven Scenes about Love）獲得國內外諸多殊榮。然而，自2005年起，陳曉玲選擇改以陳蔚爾為名發表作品。相較於曉玲，蔚爾是個中性，甚至可與陽剛特質相連結的名字，例如「旗幟鼓鼙，蔚爾將軍之貴」一句（李儇，〈授鄭畋平章事依前都統制〉）。蔚字在這裡應解作盛大、擴大，爾字則是無義的語尾助詞，本句因此可以理解為：將軍地位的崇高優越，因軍中的旌旗鼓樂而更顯壯盛。令人不禁好奇，陳曉玲導演為何在開始嶄露鋒芒之際，毅然改用這個中性的虛擬名字發表影像作品？問題的答案，原來與她在職場遭逢的女性困境密切相關。
2023年12月8日，國立臺灣大學婦女研究室及人權與法理學研究中心主辦「發聲不失心：女性導演的性別觀察與MeToo運動反思」講座。主講人陳蔚爾導演分享她長年在影視圈所見所聞所親歷的性別歧視與性騷事件，並指出「說故事」對於#MeToo運動與被害者群體的重大意義。本場次很榮幸地由張竹芩專案助理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全球衛生學程）擔任與談人，並由陳昭如特聘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擔任主持人。
陳昭如引言時指出，湧現於2023年6月的臺灣#MeToo運動，已對法律體系造成有限但正面的影響。我國法律雖在處理性騷擾與性侵害時顯得無能為力，卻也具備改變性別不平等困境的潛力。法律改善現況的能力有限，原因可能在於法律人比較容易沉浸在條文的世界，而未能深究人們生活其中的真實世界。就此而言，陳蔚爾6月初的#MeToo宣告頗具意義，有益於法律人等公眾認識真實存在於臺灣影視圈的性騷擾與性別不平等結構。而今邀請陳導演蒞臨本校分享其職業生涯、現身發聲的過程及其後續發展，俾便聽眾貼近她心中的思路。
陳蔚爾自述20歲時便遭到業界人士性騷擾。當年的她仍是閱歷有限的大學生，因著學姐邀請而參與了導演L的電影拍攝工作，在一場轉折戲飾演高中生。親臨拍攝現場的陳蔚爾難掩興奮之情，卻未曾預料這將揭開她#MeToo經驗的序幕。據陳蔚爾描述，臺灣影視圈是個對女性不甚友善的職場，例如女性不被允許坐在器材箱上，否則就觸犯了片場禁忌。此外，陳蔚爾回憶道，有人曾對她在片場的工作表現作出「不夠凶」的評語，但是陳蔚爾認為「沒有人會這樣質疑李安」，而且一旦她的語氣趨於堅決剛硬，很可能就會被指責為「過度強勢」，從而激起敵對與反感。在後來的與談階段，陳昭如就舉美國知名的就業性別歧視訴訟案件普華訴霍普金斯案（Price Waterhouse v. Hopkins, 490 U.S. 228 (1989)）為例，討論這個弔詭的情形。霍普金斯（Ann Hopkins）在普華會計師事務所的業務表現「像個男人」般傑出，卻始終無法晉升為合夥人，原因在於她被認為「不像個女人」，甚至被建議應該去上美姿美儀學校。由此可見，女人如果想要追求事業上的成功，就必須表現得像個男人、具有陽剛的特質，但職業女性卻又同時被期待活出「女人應有的樣子」，可謂處處受到性別刻板印象的限制。
另方面，陳蔚爾指出臺灣影視圈也是盛行「師徒制」的封閉環境。新人如果想進入業界活動，通常需要經由前輩領進門，展開一段「跟片」的學習歷程，以便進一步取得獲提攜與推薦的契機。由於前述的演出機會，陳蔚爾受到L的邀請而成為其「學徒」，開始跟片。陳蔚爾跟片的歷程達兩年多，期間歷任錄音、攝影助理、編劇、副導等職務，在不同崗位上汲取經驗，日漸熟悉業界生態與劇組的運作實況。
L既是陳蔚爾的前輩，同時也是她的老師和朋友，因此，面對L那些在他人看來已經明顯出格的言談舉止，陳蔚爾的心情可能五味雜陳，也比較不容易及時察覺有什麼不當之處。某天，L和陳蔚爾相約在L的工作室暨住家討論攝製工作，直到凌晨仍未結束，不料L突然向陳蔚爾提議要幫她按摩。由於陳蔚爾當時欠缺戀愛經驗，所以心中猜想也許這個提議源於L對自己的喜歡之情──儘管這樣不尋常的兩三次經歷，委實令她感到怪異。此外，L也曾經以夜深不宜晚歸作為理由，說服陳蔚爾直接留宿歇息。雖然兩人僅僅共處同一屋簷下，並未同室而眠，但雙方的互信程度似乎不足以免除這類留宿邀約的爭議性。後來回想往事，陳蔚爾才驚覺L的舉動其實可以理解成帶有性意涵的試探行為。而當就讀大學三年級的陳蔚爾開始與劇組攝影師交往時，L更彷彿因為心生不滿，在拍攝現場借口向陳蔚爾大發脾氣，對他們喊道：「Get a room!（去開房間！）」
除了性騷擾外，L也經常占據著優勢地位壓榨後輩。所謂「藝術無價」，旨在強調藝術創作的重要性與崇高價值，但實際上藝術創作者卻經常遭人以「無價」之名進行剝削。創作者的勞動成果應當有合理的酬報，L卻曾拒絕向陳蔚爾支付薪給，反而在陳蔚爾向自己爭取應收款項時，惱羞成怒地加以呵叱。此外，在陳蔚爾因著執導《愛情長片》獲獎後，L邀請陳擔任音樂概念電影的編劇和導演，自任監製。應邀執導的陳蔚爾，雖然對於自身智慧財產權可能受到侵害一事已有所警覺，並特別在劇本上註明姓名，然而，悉心創作的成果最後仍被L侵吞：L不僅不讓陳蔚爾和客戶開會討論、參與選角，更直接在開拍當天無所顧忌地坐上導演椅，對著剛步入現場、深感錯愕的陳蔚爾大喊：「坐啊！導啊！」由於客戶、演員和劇組人員皆在現場，陳蔚爾因此決定以大局為重，避免與L正面衝突。果不其然，當陳蔚爾收到劇本時，發現她的名字已然消失無蹤，宛如她從來沒有付出心血一般。種種荒謬事跡，令她自覺遭到深刻的背叛與剝削。對陳蔚爾來說，L無異於掠奪者，處心積慮地把攬資源、操縱後輩，只為了最大化一己私利。陳蔚爾總結道，有權勢男性的經濟剝削在臺灣影視圈內屬於常態現象，而女性的創作成果更易遭其剽竊抄襲。
由於在業界遭受的不平等待遇，陳決定在2005年不再以本名（曉玲）發表作品，代之以中性的別名（蔚爾）。她亟欲擺脫那些纏結本名的受屈經歷，設法撕掉他人擅自貼上的陰性標籤（「跟在導演身邊的漂亮長髮妹妹」），拒絕被視為有權勢男性的陪襯品與附屬物，進一步開拓不受性別刻板印象矮化與束縛的嶄新道路。改名的代價高昂，意義重大，不僅牽涉累積數年的名聲、業界人脈及其資源，更關乎自我的身分認同。也許，陳蔚爾正是想透過改名這個極具象徵性的行動，來抗議臺灣影視圈內既存的前後輩文化與性別不平等結構。
陳蔚爾與L已有多年不曾聯繫，改名15年後（2020），陳蔚爾突然接獲L逝世的消息，一時間網上觸目所及盡是追悼這位「鬼才導演」的文字，其過失與爭議則依舊如伏流般，鮮為公眾所知。過去遭到對方騷擾與掠奪的記憶浮現陳蔚爾的腦海，心情複雜得難以名狀：「應該享有的公平合理，該如何討回？如今自己是不是『被迫原諒』了呢？」加害者雖已離世遠去，但他生前投下的陰影仍長存人心。
陳蔚爾接著談及她發布於2023年6月5日的#MeToo貼文，述說自己遭到政治人物H性騷擾的經歷。「我只是想要好好拍片而已」，陳蔚爾的文章以這行語帶無奈的句子開頭。這句話只有短短11個字，卻沉重得無法度量。男性在臺灣影視圈的職涯發展並不受其性別限制，相較之下，身為女性的陳蔚爾多年來卻必須加倍努力，證明自己具有特出的才能和表現，以期打破圈內的玻璃天花板。然而，儘管陳蔚爾在2010年已是一名經驗豐富、成績斐然、對自身專業富有自信的電影導演，但仍無法因此免於性騷擾的窘境。以H為例，他遣人以商務旅館訂無房間為由，說服陳蔚爾住進汽車旅館討論工作。H進入房間後，再以成立工作室所需的資金作為交換條件，暗示陳蔚爾滿足其性要求，最後更直接出手觸碰陳的身體甚至胸部，毫不尊重他人的意願與界線。除了恐懼不安，當陳蔚爾借口躲進房內廁所時，掠上心頭的想法還有：「又來了！」原來她從業多年來已有不少類似經驗，諷刺的是，在那個艱難的時刻，這類負面經驗反倒多少減緩了陳蔚爾的緊張情緒。
面對躲進廁所、試圖逃離險境的陳蔚爾，H以陳的本名「曉玲」叫喚她回到床邊。儘管相異的名字屬於同一人所有，但不同的名字各有其側重的面向、承載的意義。無論故意與否，H以「曉玲」一名呼喚陳導演的舉動，彷彿暗含著某種強行將兩人關係由「公」變「私」的意圖，而這無疑一筆抹煞了陳蔚爾多年來為實踐導演專業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她設法克服女性職涯困境的殷切期望。天亮時，H離開房間，難熬的長夜終於結束。
時隔13年後（2023），陳蔚爾選擇公開自身經歷以響應臺灣的#MeToo運動。然而，發文前陳蔚爾依然考慮再三，擔心此舉可能對自己的職業生涯造成負面影響，但隨後轉念一想：「不講〔職涯〕也沒有比較順」，決定寫下三千多字的長文。文章發布後，反響熱烈，H也因此表態致歉。值得注意的是，由於H在陳蔚爾發文後操持兩面手法──一面公開道歉，一面向新聞媒體施壓、揚言提告──，也因此，H的道歉舉措在陳看來不過是缺乏真心誠意的姿態，旨在召喚並集結那些支持自己的輿論，以期解決公關危機。
儘管表態支持自己的網友眾多，但陳蔚爾指出，她在發文前後其實兢兢業業於扮演一名「完美的受害人」：除了不可避免地要面對「叫你去汽車旅館你就去嗎？」、「何不指名道姓？」之類不合情理的質疑聲浪，還得反覆檢閱通訊紀錄、核對人事時地等資訊，以免文中焦點因為一些無關宏旨的細節錯誤而趨於模糊，導致究責力道的弱化。此外，陳蔚爾提及當被害者公開#MeToo經歷時，還得面臨被加害者威脅提告、被組織高層「嚴正關切」的風險，也可能要格外費心回覆其他被害者的訊息，甚至有人一聽到陳蔚爾的#MeToo故事，就深感冒犯似地質問她：「講了要幹嘛？為什麼要跟我說這些？」由上述可知，被害者需要肩負各樣沉重的精神負擔。
陳蔚爾還分享道，有一位資深律師針對H性騷事件發文提出「被害者何不提告」的疑問，這令陳蔚爾覺得提問者未免過於「天真」。就現行的法律訴訟架構而言，加害者即使被判有罪，其行政罰的罰鍰亦將全數歸於國庫，被害者實際上很難透過民事訴訟等管道取得損害賠償金。不只如此，陳蔚爾強調，纏訟多年還很可能使自己的職涯發展阻礙不通，如此想來，向加害者提告的「CP值太低了」。就算放棄提起得不償失的法律訴訟，被害者可能還是必須投入可觀的金錢、時間在接受諮商與心理治療上。對此，陳蔚爾自問：「我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可用於諮商，那其他人呢？如果被害者的財力和可觸及的資訊都相當有限，該怎麼辦？」
陳蔚爾認為可能的答案就在於將自己的故事說出來，並邀請聽眾「要相信說故事的力量」。正是基於這個理念，她在2023年6月公開發文自述受害經歷，並開創Instagram帳號「她說。She said：」（@she_said2023），旨在透過傾聽被害者經歷自述來「安放」對方的受屈記憶，並在取得被害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公開其#MeToo故事，期能藉此提升讀者的危機意識，形成被害者的互助網絡。
被害者在#MeToo浪潮中主動運用Facebook等社群媒體現身發聲，充分表達其主觀經驗與心境轉折。至於新聞媒體對相關事件的轉述報導，一方面雖有助被害者敘事的廣傳流布，另方面卻也可能窄化被害者豐富的生命經歷，對其形象造成一定的損害。舉例而言，陳蔚爾指出，儘管自己已出道二十餘年並深獲業界肯定，然而，新聞媒體卻仍去識別化地將她呈現為匿名、扁平、在新聞畫面上只以無臉剪影現身的「新銳女導演」。對陳蔚爾而言，所謂「新銳」二字並非讚語，而是「稚嫩」一詞的變形。置於「導演」前頭的「女」字亦頗無謂，這樣的稱呼恰恰反映出一種流行的偏見：導演是主要歸屬於男性的職業，女性導演則是業界的特例，故而可以特別註明她們為「女」導演。
除了述說親身經歷的#MeToo事件外，陳蔚爾也對此提出自己的觀察。首先，前文提及的加害者L與H皆為身心障礙者，雖然一般認為身心的損傷是一種顯著的「弱勢」，但陳蔚爾指出，這種「弱勢」反倒可以成為加害者更容易突破身體界線、遂行性騷擾的「優勢」。其次，陳蔚爾認為自身經歷並不是影視圈內的特殊案例，相反，她的遭遇實可歸於一個「常見腳本」之下：在此腳本中，有權勢男性往往可以輕而易舉地，在經濟與性等層面剝削女性，掠奪其基本權益。
陳蔚爾的分享告一段落後，與談人張竹芩接著指出，影視圈、學術界等圈子各有其加害結構。這些結構──足以支配多重社會關係、決定資源分配的龐然大物──由於眾人的因循配合而日漸穩固，終於屹立不搖。張竹芩便以臺大公衛學院的#MeToo事件作為討論案例，直指組織的「噤聲文化」導致校園性平機制的失靈，無法有效保護學生當事人。（詳情請見本期由張竹芩及共同作者合著的專題文章，此處不再重複。）
個人能動性與結構的關係，一向是兼具學術與現實意義的重要課題：個人該如何克服結構的壓力？如欲完滿回答這個問題，首先便須指認加害結構，並觀察彼此在結構中的相對位置。而這個省思的過程可以在結構內相對安全的「同溫層」展開，例如，張竹芩就與同事、學生在公衛學院內組織性別讀書會，以達到共學同行的目的。然而，張竹芩發現，加害結構不只是不在乎性別議題而已，實情更為嚴峻：當有人試圖討論性別議題，就會被加害結構視為一種企圖攪動秩序的挑釁之舉。在這樣不友善的環境中，張竹芩認為支持系統（support system）更顯必要，志同道合的夥伴與心理諮商資源將對當事人大有裨益。
另方面，張竹芩也分享自身的#MeToo經驗。雖然她認為這一受害經歷「相對不嚴重」，但仍留下深遠的負面影響。2015年，張竹芩以筆名將自身經歷撰寫成文，並刊登在她與夥伴共同經營的線上雜誌。值得注意的是，在線上雜誌活動的張竹芩，原先所用的已是截然不同於本名的外號，然而，當她發布這篇#MeToo文時，卻仍刻意避而不用，另採筆名以強化模糊感和距離感，避免讀者輕易識別文中人物。因為對於張竹芩而言，耗費心力撰寫此文的目的，不在於追究加害者的責任，而是希望藉由書寫來療癒修復受傷的自己，這也呼應了陳蔚爾的理念：相信說故事的力量。
本場次最後的與談階段，觸及近年來廣受討論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當政治人物、企業家、演員、歌手等負有聲望與公眾影響力者，被指控有諸如歧視、冒犯、性騷擾、性侵害等言行時，社群輿論便可能試圖「取消」其既有的公眾支持與工作機會，進而達到「放逐」的目的。對此現象，張竹芩向陳蔚爾提問：「如何面對加害者的專業成就與作品？創作者及其作品是可以分開的嗎？」陳蔚爾的答覆是「不應分開」，並表明她支持相當程度的取消文化：這些遂行性騷擾與性侵害者「還有其他工作可以做」，不是非得繼續在特定領域內才能生存，更何況「有很多被害者早就因為受害經歷而『被取消』」──由於遭到有權勢加害者的壓迫，以及受創記憶的窮追不捨，因此不得不離開原職場。再者，這些加害者可謂一群「靠名聲吃飯的人」，故而他們應得的責罰往往是伴隨其名譽受損而來，就此而言，取消文化有其積極的一面。
相較之下，張竹芩和陳昭如則提出取消文化有其實踐上的難處。首先，張竹芩強調她無意尋求在專業領域內「完全封殺」加害者，而僅希望自己能動用的資源不致流入加害者之手。理由在於，除了加害者外，專業領域內還有不少優秀但缺乏資源者，如此亦可降低加害者壟斷資源、濫用權勢的機會。其次，張竹芩指出，美國有旨在紀念南北戰爭期間邦聯（南軍）將軍的雕像，而邦聯政府的擁奴立場有相悖於當代平等精神之處。對此，張竹芩認為與其逕行拆除雕像，不如設法為它「補上脈絡（context）」，就好比我國政府藉由「自由廣場」的牌樓名來補充／重新詮釋中正紀念堂的意義。當張竹芩在撰寫學術論文時，也面臨是否引用臺大公衛學院#MeToo事件加害者（教授J）論著的問題：雖然因為相關研究甚少，不得不徵引J的成果，但是在經過與期刊方的充分討論後，張竹芩最終在文中基於公開資訊加註說明此#MeToo事件。
陳昭如亦以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與法學家史密特（Carl Schmitt）為例，指出這兩位公認的歐陸哲學與法學巨擘，因為毫不諱言地公開支持納粹主義（Nazism）而極具爭議性，但人們在教授、學習兩人的學術思想時，卻經常避談其與納粹的關聯。當我們要正視納粹之惡時，哲學系是否應該拒絕閱讀海德格的作品，法律系是否應該拒絕認識史密特的學說？「取消」未必是唯一的回應方式，也可以考慮進行脈絡化的處理，基於批判與警覺的意識來了解作品所在的政治社會文化脈絡，標識作者本人的思維與價值信念，並探索其理論學說與價值信念的關聯。
在主講環節的最後，陳蔚爾提到她之前與臺大婦女研究室召集人黃宗儀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的動人對話。在聆聽陳蔚爾的經歷與想法後，黃宗儀彷彿天外飛來一筆般，問了一句：「妳的人生曾出現過mentor〔導師〕嗎？」就在陳蔚爾陷入短暫沉默之際，黃宗儀對她說道：「但我想，妳可以成為別人的mentor。」
結構宛如一面黏性甚強的蛛網，任何試圖擺脫其束縛的勇敢嘗試，彷彿只是一次又一次徒費無益的掙扎。雖然結構性的問題難以透過自身努力、以及彼此的真心誠意就能徹底解決，但是，透過重整並分享親身經歷，我們有望成為彼此生命中的mentor，因著相互的陪伴與療癒，終有機會重拾尊嚴，獲得生活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