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與個人之間～從SARS談社會安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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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黃長玲 (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摘要 |

　　和平醫院封院事件，可說是在台灣社會正式引爆了SARS帶來的一種溫疫災難反應。透過媒體分分秒秒的報導，更是將恐

 　　今年春天的SARS 風暴﹐迫使台灣社會面對以及反省很多長期存在的問題。從政府的公衛政策﹐醫護人員的權力關係﹐到台灣人民的公共意識﹐無一不是引起討論的議題。疫情爆發後不久﹐社運團體很快就理解到一件事﹕無論是就防疫工作或防疫論述而言﹐台灣社會嚴重缺乏社會安全的概念。在這樣的情形下﹐社運團體發起成立了「社會安全防疫聯盟」﹐希望在SARS的風暴中﹐防疫工作或防疫論述能夠創造台灣的社會團結﹐而不是撕裂台灣的社會認同。

　　社會安全的概念其實很簡單﹐那就是沒有集體的安全﹐就沒有個人的安全。這樣的集體安全並不完全奠基於政府的政策或作為﹐而是建立在社會共同的價值與社會成員彼此的信任與互助上。因此﹐面對一個嚴重的傳染性疾病﹐光是個人做好防護措施是不夠的﹐如果缺乏具有組織意義的社會互動﹐社會安全就無從建立。以疫情爆發初期政府的主要防疫政策–居家檢疫(隔離)–為例﹐這個政策是否能奏效和接受居家檢疫(隔離)的人是否能得到足夠的社會支持有密切的關聯。然而﹐無論就防疫工作的方向或防疫論述的內容而言﹐政府的作為和媒體的報導在未經反省的情形下﹐往往造成的效果是加深社會裂痕﹐而非建立社會安全。

　　社會安全是否建立其實有顯著的性別意涵﹐原因無他﹐在目前社會所習慣的性別刻板印象及性別分工下﹐女性和照護工作及情緒勞動的關係特別密切。不論是在職場上或是在家庭中﹐女性在整個社會上經常扮演的角色是提供他人身體上的照護及情緒上的支持。以和平醫院封院之初護理人員的反彈而言﹐當時媒體報導的角度和整個社會的輿論多半都譴責這些護理人員缺乏專業精神。然而﹐事實上當時很多護理人員的焦慮來自她們在毫無心裡準備的狀況下﹐無法對家庭生活做妥善的安排。換言之﹐這些以照護工作作為專業的女性﹐她們很重要的懮慮不是自身是否有染病風險﹐而是她們在家中所提供的照護工作(如對家人生活起居的照料) 及情緒勞動 (關心配偶的工作或小孩的上學情形) 無人可以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