檳榔西施的身體展演政治──評陳敬寶《片刻濃妝》
作者 |
許皓情(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研究生)
摘要 |
前言
檳榔西施近來受到藝術界的關注，2007年6月高雄市舉辦第一屆檳榔文化博覽會暨檳榔西施產業學術論壇，其中藝文區現場展示了台灣攝影師陳敬寶與南非攝影師Tobie Openshaw拍攝的台灣檳榔西施影像，還播映2006年榮獲國家地理頻道年度最佳紀錄片的檳榔西施影片，此外，主辦單位也展示了具有聯合國「和平與寬容大使」頭銜的台籍畫家陳錦芳以及插畫家張立曄的檳榔西施繪畫作品。此外，2008年初高雄美術館與巴黎世界文化館（Maison des Cultures du Monde）共同策辦了「檳榔西施我愛你」展覽，在巴黎的Point Ephemere實驗空間展出，黃庭輔以紀錄片拍攝檳榔西施的工作情形與生活、陳敬寶以攝影紀錄檳榔攤裡的檳榔西施、林慶芳以繪畫呈現神格化的檳榔天使、鄧文貞以女紅布料縫製出像是布娃娃一般的檳榔，而施工忠昊和吳瓊華則是分別設計了電子花車檳榔攤；巴黎世界文化館館長Arwad Esber在觀展後表示，「消費者與檳榔西施在買賣的同時，也帶來了想像、荒誕與戲劇化的心情，台灣藝術家不僅呈現出美學境界，也表現出在地文化與台灣認同」（凌美雪，2008，b08）。
從上述的兩個展覽中，可以觀察到儘管台灣主流社會把檳榔視為有害健康、低下階層的嗜好，或為色情促銷、低俗文化的代表，但漸漸地亦出現以生態、空間或社會階層等不同面向的深度討論，其中不乏以正面肯定態度替檳榔西施平反的聲音；許多藝術家也關注到這個議題，以文字、語言之外的方式去呈現關於檳榔西施現象的論述。在論述中，這些引起社會激情的檳榔西施已經不完全是檳榔西施了，她們的定義是多變的，端視從何種角度切入，她們可以是消費社會中被客體化的身體符號、是展現身體慾望的自主女性，也可以是勞動市場下的弱勢族群，「檳榔西施變成一種流動的符號，承載著各方論述和權力的劇烈競爭和焦慮」 （陳香君，2003，頁13）。
不過，在形象建構過程中，不論是需要保護或需要工作權的弱勢形象，抑或是穿著暴露的色情形象，檳榔西施們似乎是沉默的，她們只能透過政府、媒體、主流社會三方論述來闡明自身，精確地說，她們是被建構出來的邊緣客體。在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從屬階級能發言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一文中，她曾以印度種姓最低級的「從屬階級」（subaltern）比喻後殖民境況，以沒有權勢甚至不會發聲的奴隸階層比喻後殖民地人民「失語」的困境；甚至她也以此套用在兩性關係之中，認為男性帝國欲望的宰制，導致女性主體無法真實的誕生，並且她還指出「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女性的參與或性別分工的基本規則，更重要的是性別意識形態的建構一直是以男性為主導的」（陳永國譯，Spivak原著，2007，頁114-128），因此，她認為從屬階級的人，包括女性，都是無法發言的。根據Spivak的說法，檳榔西施就是「失語」的一群，她們並沒有主體，雖然在許多藝術家的創作自述中都強調自己的創作並不具有批判檳榔西施的意圖，也不是在消費檳榔西施，甚至認為自己在作品中呈現了她們的主體性。到底這些被藝術家再現的檳榔西施是否如Spivak所說的從屬階級一樣是無法發聲？難道她們只能是藝術品或者是藝術品的變異，或是只能表現為男性思想或想像中的存在，而絲毫不可能具有自我以及自發的主體性嗎？
本文是以陳敬寶於2003年由桂冠公司出版的《片刻濃妝──檳榔西施影像輯》作品為出發點，配合女性主義中關於身體的論述，來探討檳榔西施在父權社會中，如何以具有主體性的方式出現，找尋女性發聲的可能性。筆者也欲強調，此文並非以評論陳敬寶作品為目的，而是觀賞其作品後對檳榔西施文化的思考。而會選擇以陳敬寶的作品作為起點，首先是由於以目前文獻看來，他是台灣藝術家中最早關注到檳榔西施的一位，並且他的《紀實／肖像─檳榔西施》，在1999年先後得到了台北市攝影節新人獎以及「第三屆永續台灣報導獎」之攝影報導獎貳獎。其次，他並非採取「拍完就走」的觀光客模式，而是累積了六年以上的田野工作。在拍攝檳榔西施的過程中，他也一度感到困惑，後來他慢慢融入檳榔西施的生活中，與她們成為朋友；另一方面他也與紐約的師長、同學們互相討論自己的作品，經過不斷地調整態度之後，最後決定以「肖像」方式來呈現檳榔西施用身體所敘述的自我面貌（叔靖，2000）。雖然這不表示他的影像裡就一定會包含著更多的真實資料，或是就因此完全消弭了攝影師與被攝對象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但筆者以為這樣的方式，的確有助於我們對檳榔西施的多重認識。以下筆者將就檳榔西施身體為主軸，以「表演」的角度切入，來探討她們在性別與階級中的位置，以及其所蘊含的顛覆力量，試圖找尋她們藉此奪回主體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