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新文化史擅長的是對論述的解構分析，它與性別史間實頗多關連。夏氏以其在分析文學文本方面的功力和豐富經驗，開拓民間媒體文本的寶藏，並以其「返回現場」的歷史研究取徑（夏曉虹，2002），以進入報刊為返回現場的一種方式，更見多聲道的效應，令人驚喜。書中的十個案例，幾可全為多種聲音並存的格局作注腳，而華洋、新舊、古今、男女間交錯互動的複雜性，復能有更鮮活細緻的表述。從女學與女權孰先之爭的性別觀，到「男降女不降」釋義與歷史記憶重構；從班昭既是女性典範又是女權主義者批判對象的矛盾，到《女誡》作為舊經典竟被賦與新意；從美國女作家Harriet Beecher Stowe被誤譯、誤讀而得以「批茶」之名成為晚清新女性的偶像；從羅蘭夫人的女傑形象和符號所蘊含的釋讀多義性，到演繹者的實踐仿效行動；從女子自殺事件的解讀，到新聞與案件、輿論與小說間的語言和立場的轉換，這些被統攝於女性社會、女性典範和女性之死三大部分的十大個案都可採論述、形象和符號分析的文化史研究進路。也許正因如此，這本由各自獨立的會議論文組成的專題研究集並無太嚴重的鬆散毛病，雖然作者並未對其文本分析法把各章貫串起來的作用多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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